《不确定的时代》【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我的父亲算不上一个“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除了英语，他不懂别的语言，没有学过高等数学，对音乐一窍不通，也不是很感兴趣。他本科学的是畜牧学，博士期间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学，论文研究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县政府的开支模式。文学方面，他喜欢的是英国作家特罗洛普、毛姆以及加拿大安大略偏远乡村的吟游诗人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他精心收藏了一系列他那个年代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歇尔、陶西格、凡勃仑、熊彼特与凯恩斯的著作。他在多大程度上追随过这些人——除了马歇尔与凡勃仑——谁也猜不准。在人生中的最后几年里，他曾同我说过“熊彼特就是个骗子”。我能感觉到他对此人装腔作势的做派难以忍受。

他在农场中长大。马匹、牛群以及当时的机械设备都是他习以为常的东西。同样让他再熟悉不过的还有先进的南安大略农业所处的更大的经济环境——一个有着营销集体企业与政府推广机构的世界，一个处于汽车与拖拉机变革时代的自我完善的世界。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兼任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自由党派的地方领袖。他们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它并不奢华，但很坚固，直至今天还在那里。但他们也算不上是农民阶级。

他开始学着写作，最开始是为安大略省伦敦市的地方小报撰写一些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之后在圭尔夫的安大略农学院英语系学习，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时研究养蜂经济与类似主题。他研究的都是实际问题。他很幸运，因为在大萧条时期，农业危机是重中之重。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深知这一点。于是在1934年，我父亲突然被调到华盛顿的农业调整局，这为他进入哈佛大学执教奠定了基础，因为当时学校需要一位懂农业政策的专家。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的兴趣范围被大大地拓宽了，他开始关注产业集中、普遍失业的问题，并因此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剑桥，他读到了凯恩斯的理论，但还没有见过凯恩斯本人，同时在这里与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琼·罗宾逊（JoanRobinson）这些同窗结为好友，不过还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自己想法的痕迹。那时候他已经结婚，娶了一位精通外语的太太，两人一起周游欧洲大陆，特别是到了德国与意大利之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希特勒于政治上存在过失的大背景下，其治下德国经济的明显复苏没有逃过父亲的眼睛。

1938年回到哈佛之后，他成为“鼓动变革的年轻人”之一，想要把凯恩斯的现代经济学与彻底的变革带到那个最故步自封、自视甚高的机构中去。他力挺因为激进主义被逐出经济部门的艾伦·斯威齐（Alan Sweezy，保罗·斯威齐的哥哥），也为此立场失去了所有得到擢升的机会，后转而去了普林斯顿。这样的日子他并不喜欢。于是在机会出现的第一时间，他立刻就回到社会工作中去了。最初他进入了国防顾问委员会（National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为因即将到来的战争而备建的弹药厂选址——这件事我是在33年后，在五角大楼的部队图书馆中为一份本科论文找资料时才发现的。在这件事上，他的农业背景再次派上了用场：爆炸物所用的化学成分与化肥所用的一样，他们考虑将这个弹药厂在战后转为民用。

随后他被任命为物价管理与民用供应局［Office of Price Ad ministrationand Civilian Supply，后更名为物价管理局（OPA）］副主任——一个对整个美国经济都能够实施有效管控的职位。当时他33岁，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已有3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周日，一个有关重要战争物资的会议召开了。据家人说，他们按照字母顺序排查一份清单，用了很长时间才到了字母“r”，也就是“橡胶”（rubber）的首字母。这个在农场长大的小伙子明白，橡胶是制造所有机械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此时日本海军已屯兵马来半岛。我父亲与一名律师——戴维·金斯伯格（David Ginsburg）一起离开会议，起草了一份禁售橡胶轮胎的政令。由于没有签发政令的授权，他们辗转找到了（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人，匿名拿到了他们所需的批文，然后返回办公室呼叫了无线电台。次日清晨，美国民众已经无法买到橡胶轮胎了。

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战时的价格管控此前是（现在也是）应用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做法。其关键在于要营造一种稳定心理，让消费者对货币与国债保持信心，不至于抛售本国货币或债券，转而投向任何能够买到的商品，导致政府不得不通过没收性税收或恶性通货膨胀来为战事提供资金。为此，将基础物资进行定额分配、完全停止许多非消耗性用品的供应，比如新车，这种做法要比让价格成为一种让人心生不安、焦虑与恐惧的东西更为高明。凯恩斯在《如何支付战争费用》（Howto Pay for the War，1940）这本文章合集中设想这个问题可以完全通过宏观措施解决，也就是他所说的“强制储蓄”，但我父亲最开始就认为要采取选择性的价格管控措施。此后，很多事打消了他的疑虑。1942年4月，实施全面管控的《全面最高限价条例》颁布，稍加调整后贯穿了整个战时。我曾经问父亲他是怎么找到17 000名公职人员来做这件事的，他回答说：“通过赠地学院 。我雇用了所有的经济学教授。”凯恩斯在1942年探访过物价管理局，他想要探讨的是粮肉价格周期波动，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玉米和猪”的问题。

在过去，很多后来演变为美国战后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事都需要经过物价管理局。战后的保守主义经济学派沉迷于抹杀战时通胀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想要将“自由市场”与“自由价格”作为一种调节与平衡机制，或者说将其当作“自由”本身的代名词。这种做法对货币与国家稳定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得到了最为生动的诠释。反观中国，如德国经济学者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2021）所述，中国的改革经济学家遵循了传统的稳定价格的做法——他们也读过并研究过美国在父亲实施价格管控时的经验，这些内容被写在了1952年出版的《价格控制理论》（The Theoryof Price Control）一书中。

18个月之后，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与战争结果不再有什么悬念时，价格管控政策击败了他，他被罢免回归个人生活。郁愤难当的他曾想过入伍，但两米的身高让他意识到自己不符合部队的要求。这时候，亨利·卢斯（Henry Luce）为他的人生提供了转机，请他去做《财富》杂志的编辑，这是当时美国时代公司的拳头产品，也是美国企业与金融系统的一扇窗，但凡透过它看过去，人们都不会觉得自己看到的是“自由市场”的景象。卢斯后来大概会说：“我教给了加尔布雷思如何写作，但从那之后我就后悔了。”对我父亲来说，是《财富》打开了他20年后通往《新工业国》（1967）的道路。

1945年，父亲接到了一项实务工作：牵头对美国给德国与日本的战略轰炸带来的经济影响做一个独立研究，也就是去做美国战略轰炸调查（USSBS）。为此，我父亲组建了一个有史以来人员跨度最大的经济学家团队：尼古拉斯·卡尔多（卡尔·波兰尼的女儿卡莉·波兰尼是他的助理，在本文撰写之时卡莉已年届100岁）、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后来写过《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当年他穿着美军制服出现在德国时，他的父母都不愿意认他］、E. F.丹尼森（E. F. Denison，后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以及保罗·巴兰（Paul Baran），他被我父亲称为军队史上最糟糕的士兵：“他从来不把衬衫掖好，从来不擦自己的靴子，除了站在一起撒尿的时候，从来不会向军官敬礼。”按照家人的说法，伟大的经济理论家［葛兰西（Gramsci）的朋友］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也在调查组中，但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书面记录。

调查显示，轰炸造成了德国工业生产的重组，强化了德国对战争物资的重视，将劳动力从民用生产领域释放了出来，因为住房与工厂都被摧毁了，但没能破坏机械工具，也没有阻断铁路线。发生在汉堡与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是一场恐怖袭击，影响的主要是普通民众；针对德累斯顿的袭击也是意在向正在从德国东面逼近的苏联红军传递一种消息。这种本无必要的残暴行径成为父亲终其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困扰——不是很强烈的那种，只是每每触及这件事，父亲都会忧思重重。1945年，父亲在从柏林写给家里的信中提到，虽然守着元首地堡入口的那个士兵“可真是难收买，几乎令人遗憾”，不过苏军士兵是非常廉洁、军纪严明的。

至于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USSBS的调查结果非常明确：就算没有投下这两枚原子弹，日本也会投降。在一堂关于“讲真话的代价”的有益课堂上，调查组对于战略轰炸在军事效果上的反对意见很不受欢迎。1948年，美国陆军航空队（后称为美国空军）在哈佛大学的朋友几乎阻断了父亲返校担任终身教职的路，使得哈佛校长科南特（Conant）不得不以辞职作为威胁才摆平这一切。美国空军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上校曾说道：“肯（肯尼思的昵称），你的问题就在于太实诚了。”而父亲会在自己参与的其他政治事务中继续将这份坦诚正直与基本的清醒头脑保持下去。他抵抗过，也熬过了这一切，打消了麦卡锡时代人们对其忠诚度的调查质疑。数十年后，联邦调查局已经累积起了一大摞关于他的卷宗。20世纪60年代，他在USSBS的这段经历也能够表明他对轰炸越南的反对立场。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他的阅读兴趣转向组织理论与管理理论，集中在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阿道夫·A.伯利（Adolf A. Berle）与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Means）这些人的理论上。他与实用主义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英国的尼古拉斯·卡尔多与托马斯·巴洛夫（Thomas Balogh）、瑞典的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再远一些的如日本的都留重人（ShigetoTsuru）以及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Stanislav Menshikov）。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中，与他关系最为亲密的朋友是苏联杰出的实用主义者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20世纪50年代声名鹊起中的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形成了一种友好的学术对垒关系，后来与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rank Buckley Jr.）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政治上，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执政期间，他与1935年执教过的学生、此后担任过众议员与参议员的约翰·F.肯尼迪以及1940年他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邻居、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60年的竞选中，参议员肯尼迪在出现一次小失败后有一次曾谈到父亲的作用：“肯，关于农业政策的问题，我不想听除你之外任何人的说法。但就算从你这里，我也不想再听了。”

父亲赞成殖民地独立，（据近代史记载）曾在1957年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FLN，民阵党）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代表介绍给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也曾苦苦反对1961年美国对古巴猪湾发动的入侵行动。肯尼迪把他派去印度担任外交大使，他从那里发来一条敦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报，得到的仅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一句简短的回应：“就算你的观点或许有那么一点道理，我们考虑之后，也已经否决了。”他努力阻止越南战争的发生，从1961年作为肯尼迪与约翰逊的顾问时就在私下劝阻，1965年从事态开始大规模升级时起，就公开表达反战的态度。或许最重要的是，他把核时代的经济生活与生存问题关联了起来，并且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建立连接，以期寻求共存与融合。1963年，肯尼迪曾问过他是否愿意担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如果事情是这样发展的——如果肯尼迪没有被刺杀——冷战或许会提前25年结束吧！

我父亲既是那个时代的设计师，也被那个时代造就。他参与罗斯福新政较少，但在二战期间大展拳脚，在战后重建的一些事务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包括德国自治与马歇尔计划的开启。他的理念在“新边疆”政策、“伟大社会”纲领以及“向贫困宣战”政策中随处可见。或许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构成了对企业力量的批判，并将新的挑战提上日程——要满足公共需求，保持抗衡力量，保护环境，将女性从战后资本主义作为家庭消费全职管理者的既定角色中解放出来。

他是一位实干家，我也曾这么同他说过。他与美国一同成长，在实践权力的过程中去认识权力。相较而言，他在经济学上的学术思想更加兼收并蓄，博采众家所长，它的形成很多时候具有偶然性，也有人会觉得他不够扎实。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这能够让他保持清醒与开放的头脑，用凯恩斯在1929年的话来说，就是不会让人“被无稽之谈迷惑”。与凯恩斯不同，他不需要“为了挣脱什么而挣扎很久”。他从一开始就不受教科书般的教条思想的约束，而他的文学成就——《美国资本主义》《1929年大崩盘》《富裕社会》（分别出版于1952年、1955年与1958年）——为他带来的读者数量远非其他经济学家可比。而且他的读者不局限于西方工业世界与民主社会，还包括崛起中的日本、倡导费边主义时期的印度、赫鲁晓夫改革时期的苏联，甚至中国的行政圈（虽然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经济信仰是由现实中的实践、政治经验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塑造而成的。归根结底，它们也形成了《权力》一书的基础。他把他所知的权力诉诸笔下，因为他见到过也使用过这样的权力。他的理念有时候会由一些经济学思潮装点，但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1937年他在剑桥大学接触到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时的学术体系才会给他带来直接的影响。相反，他吸收了很多管理社会学的东西——比如借鉴了韦伯、伯利、米恩斯、伯纳姆以及西蒙的理论——试图把经济学拽进一个力量角逐的时代：企业的力量、计划体系的力量以及抗衡力量与社会均衡的作用。

他没能成功。事实上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经济学界一直对他的理念与工作设下了一道严格的防线。这并不是说人们接触过他的想法之后否决了它，他的理念只是被无视了。人们记得的，或者说误记的往往是他文风中带着的刺痛感，以及他运用意象与隐喻的天赋，这些特点掩盖了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实质。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沉闷无趣的，而且如他们的学生所知，在追求无趣这件事上，他们真的成果斐然——在其他事情上不见得如此。而无趣绝不是我父亲的风格。